时间：2013年4月1日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1921年元旦这天，长沙罕见地飘起了雪花，气温骤降。在潮宗街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会员们——一群手无寸铁却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围绕着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中，毛泽东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他逐一评价道：“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对毛泽东的看法，与会者进行了表决，结果在参加会议的18名会员里，有12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透过飘飞的雪花，我们把视线放得远些，可以看到殊途同归的选择：在上海，陈独秀已经秘密组织了共产党的发起组；在北京，李大钊等人也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广州、武汉、济南甚至海外的巴黎、东京，共产主义小组都相继成立。
    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谛的征途上，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呢？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论断是有坚实依据的，并不是诗人的浪漫。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面对山河陆沉、风雨如晦的黑暗中国，当时的中国人在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中寻找着救国救民的出路。300多个政党，数十种来自全世界的思想潮流，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登场，但是，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这些五花八门的思潮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都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面对着歧路彷徨，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就已经进入了中国，比如，1899年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连载的一篇文章《大同学》，其中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用现在的翻译语言就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进入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零星思想。但他们只是作为众多社会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并没有打算信仰和追随。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论断是有坚实依据的，并不是诗人的浪漫。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看到了冲破阴霾的一缕光明。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第一个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中国革命前景的先觉者。他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四篇文章，认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苏俄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预言：“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3月，他发起并组织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批进步优秀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个自觉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全文出版。当时一个叫陈望道的青年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邀约翻译《共产党宣言》，依据的是日文版本，陈独秀就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送给他对校。1920年夏翻译完成后，陈独秀又担任了译稿的审校工作。当审校完成时，《星期评论》杂志却被查封了，出版该书的计划无法实施。陈独秀闻讯，决心要促成这本书的面世，他积极筹措了一小笔资金，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1920年8月印出并发行《共产党宣言》。这本初版时只印了1000册的小册子，很快就销售一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许多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确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1920年，他开始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当时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心中，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周恩来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就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 这指的是他1919年在日本留学时读过《宣言》的日文版，1920年他赴法留学，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1922年他在《少年》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著名论文，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1920年夏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年9月，刘少奇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解放后，他回忆这一时期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 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1949年9月，刘少奇见到来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陈望道时，第一句话就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1922年10月，朱德抵达德国，他后来回忆道：正是在柏林支部，研究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 ，“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在德国，他经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在谈话中他也深情地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这些丰富深刻的科学真理和美妙光辉的社会理想，流光溢彩，具有超越国界和种族的永恒魅力，吸引着寻求中国光明未来的先进分子归依到它的旗帜下。
    马克思主义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都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即私人占有和社会大生产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事实，阐明了资本主义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取代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同时指明了无产阶级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是最有前途的阶级，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它还提出了无产阶级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这些丰富深刻的科学真理和美妙光辉的社会理想，流光溢彩，具有超越国界和种族的永恒魅力，吸引着寻求中国光明未来的先进分子归依到它的旗帜下。
    曾经考中过清朝的秀才、尝试过从军救国，信仰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救国和孙中山的革命救国，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世凯斗争的董必武，从自己屡遭失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一个结论，在各种思潮主张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切实可行的，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应该效仿的榜样。他于1920年在武汉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他后来回忆说：“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给在黑暗中寻路的中国人照亮了前程。
    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书写崭新的篇章。